进入2019敏感年，随着“六四”30周年等多个敏感日的逼近，中共对网络言论的监控与审查更加疯狂。如关闭50位自媒体名人微博账号、禁歌、打压知识分子等，这些人、这些内容触动了中共什么痛处呢？

封杀50名人微博

4月8日，大陆新浪微博“处置”了50个自媒体名人的微博账号，粉丝数量数十万到数百万的名人账号也在内。公告指，在3月21日至27日期间，站方对发布“时政有害信息”的一批账号采取了禁言、关闭账号等措施。

这些名人其中包括：于建嵘（粉丝数720.7万）、童大焕（粉丝数65.3万）、六神磊磊（粉丝数47.5万）、鬼燃梦幻方可天下太平（粉丝数26.3万）、孔令旗的地盘（粉丝数17.9万）等。

目前，于建嵘、童大焕和六神磊磊的账号还存在，但他们的微博已没在更新，而@鬼燃梦幻方可天下太平、@孔令旗的地盘已被删除。

于建嵘曾是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著有《中国当代农民的维权抗争》、《底层立场》、《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等书。

网民“文官天下”表示，于建嵘10年前就呼吁解决三农问题，指出“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批评地方政府无视农民利益、对农民巧取豪夺。”

还有人指，于建嵘在北京宋庄的家“东书房”，是进京访民寻求帮助的落脚地，被民间形容为“第二信访办”；“当局早看他不顺了。”有人分析这是秋后算账，可能起因于于建嵘“为民请命”的那些文章。

童大焕是当今大陆最活跃的时评人之一。他被封号后，他的许多厉评还在疯转，比如这段有关蠢人的描写：“愚蠢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愚蠢的人不可能真正善良，因为愚蠢的人是非对错不分，奉恶魔如父母，视良知如仇寇。愚蠢本身，是一种不可救药的恶。不要去试图说服愚蠢，因为愚蠢不接受启蒙。”

“六神磊磊”本名王晓磊，曾任新华社重庆分社资深时政记者，竟也难逃言论管控。其经常借古喻今、影射现实，他以解读金庸小说出名，藉武侠人物评说时事热点、社会现象。

讽六四歌曲被封杀

近期，长期支持民运的香港音乐组合“达明一派”的音乐专辑及张学友演唱的《倩女幽魂2》主题曲《人间道》遭Apple Music大陆区下架。

香港《苹果日报》报导，有大陆网友透露，Apple Music中国区的歌单上，由香港音乐人黄耀明和刘以达组合的“达明一派”，其音乐作品只剩下一首单曲《你还爱我吗》。

“达明一派”成员之一的黄耀明，是香港演艺圈从不避忌公开表达政治立场的艺人。他因过去发声支持太阳花运动和占中运动，2014年开始遭中共封杀。

而《倩女幽魂2》在制作期间，北京发生了“六四”事件，片中主题曲《人间道》由已故填词人黄霑创作，其歌词内容被认为含有对天安门大屠杀的隐喻，也是导演借电影谈“六四”、谈香港人。

《人间道》歌词中写道“少年怒，天地鬼哭神号，大地旧日江山怎么会变血海滔滔，故园路，怎么竟是不归路，惊问世间，怎么尽是无道”，疑似暗喻“六四”事件的流血冲突。

今年4月3日，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通报，称今年2月“紧急叫停了某行为不端知名声乐演员在川23场个人巡演活动”。这名声乐演员就是民谣歌手李志。

李志曾创作“讽刺极权专制”的歌曲，其中包括纪念八九“六四”的《广场》、《1990年的春天》，《人民不需要自由》，其歌曲和演出活动曾多次被封杀。

《广场》的歌词有：“如今这个广场是我的坟墓，这个歌声将来是你的挽歌；你会被教育成一个坏人，见死不救吃喝拉撒的动物。”

打压知识分子

近期，大陆接连发生高校教授因言论遭受打压的事件。

3月25日，一名清大学生发表公开信《雾霾天气可能缓解》，向该校纪委和党委举报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吕嘉有“反党违宪”的言行。举报学生称，在核查吕嘉的思政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全套课件后，认为其课堂言论背离马列主义，涉嫌“反党违宪”；公开宣扬主观唯心主义和二元论，宣传宗教文化；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科学社会主义；以及反对公有制等。

3月25日，清华大学教授、法学家许章润因经常针砭时弊发文批评中共，被该校调查及被停止教学工作、大幅度削减工资。此事件引发大陆知识界的公开声援。

上个月底，重庆师范大学副教授唐云因课堂言论被学生告密后，遭校方撤销教师资格。据文件显示，重庆师大称“唐云在2019年2月25日‘鲁迅研究’课程教学中，发表‘损害国家声誉’的言论”。

时政评论员程晓容表示，今年是“六四”30周年、西藏抗暴60周年、中共窃政70周年、中共迫害法轮功20年，太多的敏感碰在一起，中共心慌慌，于是更加强力“维稳”，手段无非是制造罪名、封锁真相，压制民众的声音、意志和行动。程晓容认为，如此政权，早就应该彻底被抛弃。

包括整个官僚集团在内，当下全体国民对于国家发展方向和个人身家性命安危，再度深感迷惘，担忧日甚，已然引发全民范围一定程度的恐慌。盖因近年来的立国之道，突破了下列底线原则，倒行逆施，而这曾是“文革”后执政党收拾合法性，并为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证明为最具正当性的政治路线，也是全体公民和平共处最低限度的社会政治共识，本不该动摇，千万不能摇撼。

一、四条底线

那么，是哪四项底线原则呢？

第一，维持基本治安，明确国家愿景。结束连年“运动”，中止“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以包括连番“严打”在内的强力整肃，阻止社会失范，维护社会治安，同时尽力实现社会和解，大致提供了一般民众生聚作息的基本秩序条件，是四十年里现有政体的底线合法性，也是历经劫难后的亿万国民拥护“改革开放”的原因所在。虽说从治安到公正，自就业而尊严，公共产品的内涵缺一不可，而且时移世易，诉求必然逐次提升，但在高端产品阙如之际好歹有底线保障，对于历经动乱和苦难的百姓而言，总是好事。毕竟，升斗小民，日常起居的美好愿景不过是安宁生活，期期于温饱小康，而以世道安靖为前提。虽说此种治安格局及其后来发展出来的“维稳”路径，反过来滋生出新的问题，暴露出政治统治正当性不足这一致命病灶，但就其提供基本治安而言，却是成功的，也是合意的。

不宁唯是，三十多年里，尤其是1992年春夏之后，执政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谓“专心致志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坚持二十年不变，则官民互动之下，几个回合下来，一般国民认为不管谁上谁下，他唱罢你登场，反正发展经济、专心国家建设这一条蔚为基本国策不会改变。有此预期兜底，遂仿佛多所安心，接受既有政体安排，你当你的官，我过我的小日子，而合作共谋出此刻这一社会治安格局。换言之，不是这个梦那个梦，而是发展经济社会，专注于国家建设，别搞运动，安宁生计，凡此底线原则，筑就了展示并通达国家道义愿景的起点，也是百姓接受统治的前提。

第二，有限尊重私有产权，容忍国民财富追求。从废除私有制，声言私产为万恶之源，到有限保护私有产权，容忍亿万人民对于财富增长的追求，并且诉诸立宪，所谓“私产入宪”，释放了发家致富的普遍人欲，给予追求美好生活的人性志向以正面政治迎应。在此情形下，不仅国家经济实力空前增长，并以此支撑了科教文卫与国防武备，特别是庞大的党政费用，而且，一般国民亦多获益，生活水准多所提升。此为中国经济快速成长的法制缘由，同时说明了既有政制合法性之获得全民容忍的经济原因。毕竟，动什么，别动大家的钱袋子，是硬道理。其实，此为一切正常人类社会的通则，近世产权理念与人性观念为此特加张本，“改革开放”以“拨乱反正”皈依普世大道，实为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第三，有限容忍市民生活自由。几十年里，公民社会不见成长，稍有冒头即遭整治，严重阻滞了国民政治心智发育与公民人格养成。政治社会更是不见踪影，导致中华国族的政治成熟捉襟见肘。但是，伦理社会基本恢复，经济社会与市民社会确乎多所发育。市民自由而非公民自由，尤在市场经济较为发达省份，早成生活事实。所谓市民生活及其市民自由，指的是私性领域的有限生活权利，着重于吃喝拉撒卿卿我我，特别是对于自家生活方式无涉政治的自我支配，至少是发型服饰无需看官家脸色行事。大家搓澡搓脚，旅游宴飨婚外恋，小资麻麻，这世道才有烟火气。较诸毛氏极权政治下千篇一律的铁桶生活，连裤裆都管得死死的，此刻国民暂弃公民身份追求，而满足于市民幸福，回归普通人的日常本色，既无可厚非，更是大家之能容忍刻下政体的原因所在。就此而言，警力以抓嫖为柄，实施定向人身控制，造成普遍不安全感，虽于一案一事得计，可丧失的却是普遍的市民预期，反而得不偿失。至于北京市以整治市容为据，而将好端端便民商铺酒肆一律封拆，彰显的是“光荣政治”对于市民社会的为所欲为，一种权力的美学恶趣。 — — 就是香港、伦敦与巴黎，超大规模国际大都会，不还都容忍并规划街市交易嘛。至于市场经济之下，笑贫不笑娼与娱/愚乐至死，忸怩作态、无德无识无耻却大富大贵，亦为普通众生的市民生存，遵循的是商品逻辑，讲述了一个不得不为了市民常态生聚而付出文明腐朽代价的现代喜剧与后现代闹剧。

第四，实行政治任期制。三十多年里，究其实质，虽说社会多元与政治容忍度明显增长，但整个政治体制未见任何具有实质进步意义的变革，骨子里依旧是那一套陈腐而残忍的敌我斗争与专政理念，外加上“吃江山”的贪婪丑态。但因立宪规定了包括国家主席和国务总理在内的政治任期制，以及“人权入宪”，并经2003年以还的十年任期后实现党内和平禅让，终于兑现了最多连任两届、最长十年这一宪法规定，纸上的宪法规定至此似乎积习而为“宪法惯例”，好像立法与实践均双双尘埃落地，这便总算给予国民以一定政治安全感，也令国际社会觉得中国正在步入现代政治。不妨说，三十多年里嚷嚷政体改革而政体岿然不动，这是唯一看得见摸得着也拿得出手的政治改革成果。在大家看来，不管你如何，不过就是十年的事。诸位，百姓无辜，小民蝼蚁，平时面朝黄土背朝天，分散如沙，为养家糊口而劳生息死，根本无力抵抗任何组织化强权。此刻终于好歹有此“十年任期”，似乎感觉也还算是对于随时可能爆发的政治任性的一招制约，这便随遇而安地打理自家柴米油盐也。

综上所述，总体来看，以治安为导向的社会控制，在提供治安这一基本公共产品层面，依然有效，但发展至“维稳”体制，局部地区甚至是一种准戒严状态，则尾大不掉，靡费非常，说明体制潜力已然用尽，有待升级换代。特别是此次中美贸易战争，将国力的虚弱与制度软肋暴露无遗，更加强化了不安全感。此前高峰申言，“执政合法性不是一劳永逸的”，对此危机似乎还有所警醒，而近年来对此严重缺乏敏感，却自信膨胀，类如“扶贫运动”和这波正在进行的“打黑运动”这种准运动式政经操作方式再度登场，令国家愿景的确定性再度打折。另一方面，对于私有产权的有限保护与一般国民发家致富欲望的有限满足，不仅促进了经济增长，而且提升了亿万国民的生活水准，但却终于遭遇所谓“国进民退”与实际生活中屡屡发生的公权力肆意剥夺私有产权恶性案件的证伪，倒逼出“私权神圣”这一国民诉求，而背后的逻辑不过是“权力不能私有，财产不能公有”这一公民认知。本来，“分清公私”方能“提供和平”，二者均为古今政治的基本内涵，今日于此必得过关而后安。而最为世诟病并令人胆战心惊的，便是修宪取消政治任期制，等于一笔勾销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一巴掌直要把中国打回那个令人恐惧的毛时代，伴随着甚嚣尘上而又可笑之至的领袖个人崇拜，这才引发出下列全面恐慌。

二、八种担忧

在此，总括而言，大家的担忧与恐慌，主要集中在下列八个方面。

第一，产权恐惧。几十年里积攒的财富，不管多少，能否保有？既有的生活方式能否持续？法定的产权关系还能获得立法所宣谕的保障吗？会不会因为得罪了哪位实权人物（包括村委会主任）就企业破产、家破人亡？凡此种种，最近几年间，反倒随着时间推移，而愈发缺乏确定性，遂至上上下下恐慌不已。它首先冲击的是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已然掘金成功人士，而以大规模富人移民现象作为应对之道。一般中产阶级中下层，温饱有余，但却同样为生老病死进程中随时可能降临的任何意外而担惊受怕，尤其害怕通胀通缩钱不值钱。当然，富人移民的原因复杂，既有追求更高生活品质的，也不乏洗钱赶紧溜的，更有权贵携款逍遥法外的，但普遍缺乏产权安全感则为通例。官商一体权贵的巧取豪夺是“改革开放”的最大赢家，也是富人移民的主体。官方信息披露有限，民间传说嘈嘈切切，加上官媒时不时演奏个“共产党的终极理想就是消灭私有制”之过门，伴随着“打土豪分田地”式民粹叫嚣，更且加剧了此种不安全感。恐慌之际，高峰居然集体学习《共产党宣言》，一份曾令世界不得安生的两位年轻天才的轻狂之作，其予全体国民的负面心理震撼，也只有在此语境下，才能获得真切解释。

第二，再次凸显政治挂帅，抛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基本国策。几年来，意识形态火药味愈来愈浓，以争夺话语权为标识，而实则依仗公权力施行意识形态迫害的阵势，已然导致知识界的普遍恐慌。置此情形下，自我审查，层层加码，导致出版业遭受重挫，舆论界钳口日甚，中国与外部世界勾连之阻力加剧。甚至出现了鼓励小朋友举报告发父母这类官方宣传品，违忤基本伦理，既反传统又违现代，活脱脱一副极权政治嘴脸，令人不得不想起曾经的野蛮“文革”岁月，实在匪夷所思。影响所及，大学教师连连因言获罪，因为担忧党政宣传口子找麻烦与课堂上学生特务告密，而战战兢兢。更为严重的是，地方官僚基于政治担忧普遍不作为，而中国经济的成长实在有赖于地方官员基于政绩观而认真干活的发展观。那边厢，“重庆模式”那帮余孽与高校中曾经的“三种人”联袂一体，今日摇身一变，滚雪球，构成“新极左”，喊打喊杀。

本来，一般国民对于“政治运动”之苦记忆犹新，新生代汲汲于市民生活，已然习惯于常态经济社会与市民生活，对于人为的“政治挂帅”与毫无逻辑的极权泛政治化倾向，了无兴趣，也不关心，硬逼他们，只能徒增反感。实际上，几十年来，上下一心，这个政治体制还能获得国民容忍，就在于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心全意谋发展，不再天天运动式“讲政治”，停止或者减少干涉私人生活，更不会上演什么“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这类荒唐闹剧。终究而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到一定阶段，必需转向以宪政建设为中心，而于政经两面次第推进建设现代国族，为现代中国接生。但就目下而言，最低限度却依然应该是固守前者，再谋他图，岂能背道而驰。

第三，又搞阶级斗争。前几年官媒与官方意识形态主管官员屡提阶级斗争，早已让大家一阵恐慌。这几年的施政方向，令人再度怀疑会否重搞斯大林 — 毛韶山氏阶级斗争那一套。犹有甚者，随着反腐之第次展开，特别是新建国家监察委及其权力之无限扩大，将全体公教人员悉数划入，连普通医生、护士与教师都“全覆盖”，不仅未能提升大家基于法制的安全感，相反，却不禁令人联想到克格勃式辖制以及残酷的党内斗争的可能性，而再度引发重回过往阶级斗争岁月的阵阵恐慌。因而，对于“斗，斗，斗”这一恐怖政治模式的国民记忆，及其是否重回华夏大地的普遍担忧，使得政治疏离感日增，和合与祥和气氛日减。本来，“私产入宪”与“人权入宪”，伴随着两任到顶这一党内禅让制的施行，有望朝向一个常态国家渐行渐近，意味着不再需要动用“斗”字诀，可这几年的做法却仿佛与此背道而驰，大家自然心惊胆战。

第四，再度关门锁国，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闹僵，却与朝鲜这类恶政打得火热。中国的经济成长与社会进步，是中国文明的自我进步，循沿的是超逾一个半世纪的文明大转型固有逻辑，也是现代世界体系在中国落地后之发育成长，并非外力所能主导。但在具体操作层面，却是在重启“改革开放”而与西方世界关系改善之后，以进步主义为导向，以“与世界接轨”为目标，而搭乘上全球化市场经济快车实现的。没有“开放倒逼改革”，就没有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和文化。而与朝鲜、委内瑞拉这类失败国家、极权国家打得火热，违背民意，忤逆历史潮流，实在不智。虽说民间调侃，鉴于中国大量官商的子女玉帛均寄存于彼方山水，故而不用担心两国交恶，但明暗之间一闪失，倒霉的是这个据说全民所有的国族，而必然落在每个具体的百姓人头，摇撼的是他们的口粮与衣衫。在此，究其缘由，就在于以政党理性代替国家理性，而以扭曲的国家理性压制公民理性，不思进取，一意孤行，早已落后于时代思潮，所以然哉，有以然哉。

第五，对外援助过量，导致国民勒紧裤腰带。据说中国已成世界最大外援国，动不动“大手笔”划拉几十亿几百亿。此就一个发展中人口大国而言，不少地方还处在前现代，实在是不自量力。究其根源，扩张性“光荣政治”逻辑作祟，蔚为主因，而公子哥心态与做派亦且难辞其咎。现有的国家财富，包括那三万亿外储在内，是四十年里几代人血汗累积的，更是远自洋务运动以还数代中国人奋斗的善果，怎能随便乱花。长期高速的经济增长终有结束之时，则如此慷慨，类如当年无原则“支援亚非拉”，导致亿万国民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甚至于饿殍遍野，在在不能重演。此次中美贸易战爆发后官媒以“共克时艰”号令，傥论什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立刻遭遇百姓无情嘲讽，“去你妈的，都哪儿对哪儿呀”，正说明人心所向，早已非当年那般忽悠得了的了。

第六，知识分子政策左转与施行思想改造。虽然早就说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但一有风吹草动就拿他们当外人，甚至当敌人，已成国朝政治的最佳晴雨表，也是政制底色的政治表达。教育部一再声言要加强对教师的思想教育，网传必须重点防范海归教师，以及高校中的极少数文革遗左纷纷如打鸡血般跳将出来喊打喊杀等等，都令人担忧所谓的知识分子改造政策再度降临，特别是伴随着政策左转而再次施行思想改造运动，乃至于不排除更为严重的态势。“妄议”大棒挥舞，人人噤若寒蝉，还有什么言论自由可言。而无自由思想与独立精神，则探索未知、学术精进与思想创发云乎哉。本来，历经这四十年的积累奋斗，再好好干一、两代人，中华文明有望迎来一个思想学术的全盛高峰。但是，假若此种钳口政策再延续下去，甚至日益趋紧，则此种可能性无望变成现实性，中华国族终究只是精神侏儒与文明小国。

第七，陷入重度军备竞赛与爆发战争，包括新冷战。短短十年间，整个东亚其实已然陷入军备竞赛，但所幸爆发战争的概率依旧尚处可控层面。问题是，不能由此打断中国的常规发展，就此摧折了尚未最后水落石出的伟大现代转型。两年来，在“阻止中国陷入全面内战”与“保卫改革开放”两文中，笔者都曾指认中国逐渐于“维稳体制”之上又叠加了“战备体制”，就在于提示其危险性，防范其负面影响。此刻随着内政紧绷与外贸纠纷日甚，经济下滑可能性加剧，则其进程不可控因素增多，防范其不至被迫走向战争状态，不管是热战还是冷战，绝非杞人忧天。坊间舆议提醒中美贸易争端不应再引向意识形态之争，更不要进行政治模式之争，亦为同此忧虑而发，还算靠谱。

第八，改革开放终止与极权政治全面回归。虽说“改革”一词已然多少污名化，毕竟，恶政亦且假尔之名而行之，但在当下中国语境下，置身大转型尚未完成、有待临门一脚的现状，较诸爆炸性革命与极左式的倒退，改革依旧是最为稳妥的路径。改革空转，抑或不进则退，早已非只近几年的事了，实已延绵一届任期。照此趋势以往，“改革开放”会否就此终止，极权回归，亦未可知。此时此刻，全体国民之最大担忧，莫此为甚。说是极权回归，就在于胡温任期，仿佛出现极权向威权过渡趋势，故而称为“后极权时代全能型威权政制”。但这两年反其道而行之，这才引发“极权政治全面回归”的恐慌。中国近代史上，1894年的甲午战争与1937年抗战爆发，两度打断中国的现代进程，致使追求日常政治的努力付诸东流，中国的现代事业因而被迫延宕。今日这一波延绵将近两个世纪的大转型已到收尾时段，有待临门一脚，切切不能再因战祸而中断。倘若中断，下次历史机遇何时再来，恐伊于胡底矣。

三、八项期待

当此之际，针对上述担忧与恐慌，从内政着眼，无涉经贸（包括大幅度减税），也不上纲上线到民主法治层面，仅就下列八项而言，具体而有形，允为时务。

第一，杜绝援外撒钱“大手笔”。非必要的无谓援外大撒把，砸钱，最令一般民众反感寒心。中国尚处发展爬坡时段，无论基础设施还是民生福利，均难题如山，任重道远。且不说养老、就业与教育，但就乡村凋敝而言，就压力山大，而需公权力多所措意。否则，半个中国仍处前现代，等于现代中国只是个半拉子工程，谈何文明复兴。近日中阿论坛期间宣布拨银两百亿美金，设立所谓阿拉伯国家“重建专项计划”，并且“探讨实施总额为10亿元人民币的项目，支持有关国家维稳能力建设”。可我们知道，海湾国家个个富得流油，何需尚有上亿未曾脱贫国民的中国在此充当冤大头，让人不禁感慨有司心肠何在，还把自家国民当人待吗？ — — 纵便此间涉及“战略布局”，但难免搅入既有大国博弈，而导致战线过长，亦嫌稍早。而且，凡此支出，完全无视既有预决算体制，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国库司库宪法职权撇在一旁，在实质性瘫痪既有官僚科层建制化之际，等于向宪制与法制开战。

第二，杜绝主场外交中的铺张浪费。开个平常的会，就使劲折腾，不计成本，劳民伤财，其实既无里子也无面子。此为“光荣政治”，而非“实利政治”，更非“实力政治”，亦非什么“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具有热情好客的优良传统”，非徒谋虚荣者不为。照此思路，联合国所在地的纽约峨冠博带，岂非天天戒严不可；全球性组织最多的日内瓦和巴黎，衣香鬓影，还不夜夜都要放烟火。就国家自助体而言，概需以实力立世，而旨在谋取实利，同时不废道义心肠。两项既存，三者并立，沾溉国民，荣光不求自来。无此维度，汲汲于光荣政治那一套，当事者出头露面好像挺风光，而不恤民力，做冤大头，实则招人鄙夷，也会激发民愤。连举世嫌弃的隔壁独夫胖墩来，居然大阵仗迎送，那文图俱在、传闻中酒席宴上128万元一瓶的矮嘴茅台，说实在的，一下子令亿万国民离心离德。 — — 还中国梦呢，做梦吧！

第三，取消退休高干的权贵特权。国朝体制，高干生养病死全赖国库，而享受超国民待遇。原有生活待遇、医疗标准与度假休养诸项，耗费巨量民脂民膏，大家耳闻目睹，而至今不敢公布，正说明见不得人。此种体制，承继的是朱姓子民、八旗子弟的奉养传统，既违忤曾经自诩之革命精神，更不符现代公民立国原则。若说什么“封建残余”，此为典型。国民痛恨不已，可毫无办法，遂成制度招恨之一大毒瘤。这边厢普通人民住院难，那边厢高干病房巍哉峨兮，隔离于一般病区，让多少百姓看在眼里恨在心里，而每一丝仇恨都可能在某个时刻于心田中成长为惊天雷暴。

第四，取消特供制度。七十多年里，其实早从延安时期就已开始，无论是在国民饥寒交迫的年代里，还是此刻亿万百姓为婴儿奶品、日常食品安全而提心吊胆之际，特供制度供养着这个号称人民政权的高层权贵，提供着一般人做梦都不敢想象的诸种特权，除开几个极权政体之外，举世找不出第二家，可谓豪奢之至，而无耻之尤。社会恒有差等，贤愚贫富实为自然，但那是结果，而非抹煞起点平等的公民理想，更非公然利用国库供养少数权贵。此制一日不除，“第34号”依旧，中国食品安全就一日没有保障，两方同样无任何真正的安全可言。

第五，实施官员财产阳光法案。有关于此，民间早已呼吁多年，居然毫无动静，说明其间猫腻最大，最见不得人。现有官员升迁程序中对于子女玉帛的说明，只限内部掌握，存见于干部档案，而一般国民无从知晓，遂使一切迷雾重重。而无论人力物力，还是技术手段，早已成熟，正为施行此制，并经由全国联网，用十四亿双眼睛施行有效监督，铺垫好一切基础。反腐而腐败不止，就在于搞成了内部的事，而非基于政治公开原则的法制作业，缺的就是阳光法案这一环。你们若非心虚，那就施行此制，让一切大白于天下吧！你们要是正心诚意，那就加入大多数国家均在其中的《艾格蒙国际反洗钱组织》吧！何必云山雾罩，将亿万国民当二百五。

第六，“个人崇拜”亟需赶紧刹车。改革开放四十年，没想到神州大地再度兴起领袖个人崇拜。党媒造神无以复加，俨然一副前现代极权国家的景象。而领袖像重现神州，高高挂起，仿佛神灵，平添诡异。再者，官员讲话，本为秘书手笔，不过等因奉此，居然汇编刊行，精装亮相，全球免费赠送，徒耗纸张，令人喷饭。此间不仅需要反思为何当事人如此弱智而好名，更需要检讨为何曾经遭遇此种戕害的偌大国家，包括她的芸芸“理论家”“研究者”，居然对此毫无抵抗力，却不乏舔痈吸疽之徒。而亿万人犹如虚无，竟然容忍其大行其道，奈何不了那几个马屁精大员，正说明所谓启蒙是一个未竟事业，需要每一代人在公共事务上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方能如履如临而砥砺前行。而且，它更加说明中国尚未完全进入现代世俗理性的常态国家境界，而有待接续奋斗矣。

第七，恢复国家主席任期制。年初修宪，取消政治任期，令世界舆论哗然，让国人胆战心惊，顿生“改革四十年，一觉回从前”的忧虑。此间作业，等于凭空制造一个“超级元首”，无所制衡，令人不禁浮想联翩而顿生恐惧。因此，今明两年的适当时机，如秋季召开人大特别会议或者明年三月全国人大例会，通过再度修宪，恢复国家主席任期制，以保卫改革开放、防范重回文革极权政治。《宪法》既立，无论是何种质量的宪法，本不宜改来改去，无奈这是大转型时段过渡政体下的一部临时宪法，只好频繁修订。但愿转型落地之前，这是最后一次修宪。

第八，平反“六四”。今明两年，适值“改开”四十周年、“五四”百年与“六四”三十周年，一连串所谓敏感节点纷沓。而中美贸易战的后果，亦将延时第次显现，增加了所谓的不确定性。在此，既有的“维稳”思路是“以治安对付政治”，叠加上“用政制钳制政治”，而非“以政治迎应政治”这一常态政治之道。当年给“四五”平反，从此每年四月五号不再成为敏感节点，就在于“以政治迎应政治”，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结果各得其所，皆大欢喜。因此，值此迎来“六四”爆发三十周年之际，当局于今明两年适当时刻公开为其平反，不仅表明“以政治迎应政治”的诚意与智慧，而且，从此每年六月四号无需再如临大敌，为全体公民政治上的和平共处扫清障碍，既裨益于民心舒畅，更有助于收拾政治合法性。

以上诸项，均为现代政治的一般常识，也是刻下国人的普遍诉求。此番“冒着杀头的危险说出人所共知的道理”，就在于举世滔滔，若无此说法，就无此立法，从而吾侪百姓没个活法，其奈也何，呜呼哀哉！

四、过渡时段

两年多来的世界进入政治调整小周期，无需惊恐，远未到分晓时分，更须也唯有稳健推行内政改革，健全国族身心，方能应对过关，维持包括中国在内的这艘世界大船持续扬帆于和平与发展的常态政治航道。冲突与战争是人类这个残忍物种的常态，但是身处历史机遇关头而推延或者避免其发生，则为政治的天命所在，更是对于肉食者政治智慧与德性的大考，而人类恰恰就是政治的动物，政治为世间最高智慧。就刻下情形而言，纵便事态已如今日，也还未能根本偏转“和平与发展”这一大势。而这就是历史机遇，就是所谓的“机遇期”，唯智者方能攫获，而不至于东怼西怼，将一手好牌打成烂牌也。

至于太平洋沿岸东西两大国均不期然间先后步入“老红卫兵执政”状态，是而且不过是一种短暂的过渡现象，实为每临历史危机关头就会出现的那种一再上演的乱象之再现而已。就此岸言，其毫无历史感与现代政治意识，更无基于普世文明自觉的道义担当，昧于时势大道，却又深濡文革政治烙印，虚骄之下，允为干才而用力过猛却用错了方向，致使弄权有术，当官有方，而治国无道，岂止折腾，直是倒行逆施。就彼岸看，实为一群依旧生活在列强时代与冷战政治中的老不死幽灵登台，虽不乏对于当今世界政治图景与文明变局的现实判断，却同样缺乏历史感，短视而贪婪，根本开出了误诊处方，反将早年裙带资本权贵的重商主义国策与基于唯我独尊、掠夺成性的帝国主义式傲慢偏见与粗鄙蛮横，赤裸裸的讹诈，尽兴抖露无遗，展示了一个文明衰败的疲惫帝国狗急跳墙式的晚期症状。而自大爱国狂适成祸国害人精，所谓爱国贼，中外古今，史不鲜见。同时，它还说明，如同“坏人变老了”一般，人人都是自己早年教育体系的产物，此后无所用心，了无自省，便难以挣脱羁绊。以旧知识应对新事物，却又自信爆棚，遂刚愎自用。其理念，其政策，如托克维尔所言，不过是“发霉的旧货”。

此时此刻，就中文世界的一般舆议心态与脉络来看，基于公民理性的政治自觉已然充沛发育，更不缺昂扬正大的道义立场，但少见基于国家理性意识的文明自觉，特别是未能梳理清楚适用于“国家间政治”的国家理性与适用于“国家政治”的公民理性之二元分际，而混战一团，指东打西，甚至崇拜起彼岸老红卫兵来，将自己降格到铁锈州红脖子们的水准，套用一句名人名言，可谓“土样土尿泡”。同时，也是政体感召不足，导致认同缺失或者疲弱，而使国民身份与公民认同两相悖逆之怪象。毕竟，“大清”与“中华”，虽纠结缠绕，还就真的不是一回事。你们“坐江山”“吃江山”，江山有事了，就让大家“共克时艰”来“保江山”，这不扯淡吗！有舆议感慨，一些人说话办事，仿佛自己不是中国人，而处处倒为对方设计着想，实在是怪而不怪，正为向心力凝聚力这一软实力不足国族常见的景象矣。再者，撇开究竟何为“中国人”等等认知争议，置此情形下，可得申言者，两边各说各话，越是昂扬正大，越可能将话谈死，而无转圜余地。凡此再度说明，国族的政治成熟必以其知识精英的心智作育为先导，而心智作育要在精神自由，众口喧哗却又紧扣人生与人心的普世心思，摒拒任何定于一尊的愚妄与傲慢，要求当局不要再钳口日甚，而把言论自由还给读书人 — — 毕竟，“子产不毁乡校” — — 从而，在几代人的接续用功磨砺中，涵养保育中华文明思想母机，护卫其功用，强化其势能，这才有望清醒观势，冷静应事，而清明用世矣。

目前来看，当局一再重申绝不会因为贸易战而改变“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也不会动摇在开放交往中发展经济的既有路线，并决心协力捍卫多边体制。与此表态相呼应，并有相应开放措施出台，仿佛尚有定力。其于证明“开放倒逼改革”这一中国式发展路径依赖的同时，却又似乎未见任何实质性内政改革，雷声大雨点小，则不免令人失望，而对其诚意和实效，采取游移观望态度。故而，上述八项，允为时务，先做起来再说。

都说你能干肯干，这八项你只要干一件，我们就欢喜。你要是干三、四件，我们就心服口服。你要是全干了，则普天同庆。

年初高官曾经宣示今年还要陆续放大招，以回应“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此刻时间过半，宁信其有，且翘首以待矣。

最后，顺说一句，陕西省梁家河村四五十户人家，常驻百十来口，居然在上海设立联络处和农副产品展示馆，一望可知非淳朴乡民所能为，毋宁，官商勾结的媚上双簧，于各怀襟抱中各逞其图。还有，最高检开设“12309检察服务中心”，层峰邀约与此八竿子打不到一块儿的梁家河村支书共同揭牌，同属太监姿态，希图借此创造勾兑机会，拍马屁不要脸。至于陕西省社科联的招标项目“梁家河大学问”，以及近年来各类所谓社科项目之造神运动与领袖崇拜，反现代，逆潮流，匪夷所思，恬不知耻，丢人现眼，更不论矣！凡此种种，太作了，太过分了，而过犹不及，只会把我们带回那个人人觳觫苟存的酷烈人世也！

话说完了，生死由命，而兴亡在天矣。

2018年7月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新”坑儒”运动或新“文革”运动已经开始了，而且来势汹汹，短期内将一发难收，这是早就意料中的事。收抬了记者、律师，现在来收拾”教师”这不是什么新玩意儿。高级黑不一定是坏事，这个荒诞时代的黑色幽默笑话真多:浪汉讲几句话就晋升为大师，大师讲几句话就贬谪为流浪汉，

42年前恢复高考时，我就读的母校最近令人痛心地连续蒙羞: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贸学院去年开除了谭松老师，上周重庆师范大学又将唐云老师赶下讲台。两位都是深受学生欢迎的我的同事和朋友，近一年来，已有中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清华大学许章润博导等十多位教师皆因不当言论披多大学陆续赶下讲台，如果命定我是多米诺骨牌的下一个，我以此为荣。

“少无适俗韵”的我向来胆小而心高，也多次承诺为了妻子女儿的安宁，自己尽量不惹事非，我退休十年来长期应聘多所大学教席，这饭碗如果丢了，凭我那点微薄的退休工资很难养家糊口，不少好心的朋友和领导也劝我好自为之，说凭一己之力改变不了什么。确实，就像伟大的曼德拉所说：“我不能改变世界，不能改变南非，不能改变我的政党，基至不能改变我的家人，但我可以改变我自己。”我这个小小的教书匠也改变不了中国，对抗不了罪恶，但我能够既不当犹大，也不当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爱上并帮助施罪者。每当我想起80岁的托尔斯泰伯爵那振聋发聩的傲文《我不能沉默》的名言:“我再也不能忍受了，我不能，……不能这样生活。至少是我个人不能这样生活。”我就只能冒着自砸饭碗的风险发声。难道权势者只想要知识分子因害怕枪声而集体失声?

我可以算中国大学上课最多的教师，并不只为养家糊口，我负担着神交托的教育使命一一让尽可能多的大学生得救。所以我不会轻易让渡神圣的大学讲台:大学者不讲真课，就让小猴子称霸王了。世无英雄，遂使陈果这种与黑暗混同的竖子成名。既然要把一些良知教授赶下讲台，就要把另一部分稀泥巴教授糊上墙。清华大学、复旦大学、重庆师范大学等都将因为失格而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大学里面最不缺的就是一知半解的残废教授和平庸脑瘫的垃圾教授。掌控着所有媒体和所有高等学府的机构怎么就恨铁不成钢，找不出一两个勉强可以跟我辈平等对话的刀笔吏呢?恼羞成怒者的文化自信在于动手就能战胜动口，此小人而非君子之道。这一色厉内荏的绝招从秦始皇起就屡试不爽。美国欢迎中国在他们那里办许多孔子学院，那才叫真正的文化自信一一任你把孔子吹上天，也颠覆不了我美利坚的意识形态主旋律。其实，公共知识分子和死磕律师手无缚鸡之力，除了颠覆自家饭碗以外，什么都颠覆不了。就算危言耸听，讲几句话不至于就惶惶乎大厦将倾?是神经过敏还真是危如累卵!

教师的天职就是用话语塑造灵魂并对学生负责，而非对任何组织任何领导负责。算不算好老师，也只能由学生打分而不能由警察和腐败官员打分。虽然身教重于言教，但学生领受到的言教远远多于身教。教师的独立宣言应该是:我言说，故我在。禁言令从2500年前的希腊和中国几乎同时肇始。苏格拉底的对手在辩论中打了他一耳光，苏格拉底笑道:他说不过我，另无他法，只好打我。” 41年前，说不过北大才女林昭的警察，也只好用枪弹让她永远不再说话，但述说林昭英雄事迹的历史话语此后络绎不绝，而刽子手被永久咒诅的审判词却掷地有声、字字泣血，1970年遇罗克被以反革命罪枪毙时， “决不跪在地上\以显出刽子手们的高大\好阻挡自由的风” (北岛诗)张志新之所以被割断喉管再枪毙，就是因为害怕她在刑场上喊话。手持屠刀者何以虚弱到如此害怕话语的力量?

天赋人权首先指涉话语权。言论自由的神学根据是上帝以言行事并授予亚当命名权(话语权) 。人分有上帝的神性、灵性、言性，人作为上帝授权的物管者，命名者，言说者，才有资恪与神同在、对话，彼他拣选和差遣。世界其它宗教跟基督教在终极真理上的显著区别之一就是不言，不听，不敬圣言。英国哲学家穆勒《自由论》发现了言论自由定律:禁言导致错谬，若被禁止的言论正确，人们只剩接受错谬的机会;若被禁止的言论错谬，正确言论则失去参照验证的机会。穆勒有一句话最能揭示全书宗旨“如果整个人类，除一人之外，意见都一致，而只有那一个人持相反意见，人类也没有理由不让那个人说话。正如那个人一旦大权在握，也没有理由不让人类说话一样。”

历代专制当权者禁言都无一例外地都遭了报应:事与愿违。

杀一儆百的本意是为消除一对百的影响力，结果反而扩大了一对百的影响力。何况一的候选人远不止一。当每个人都前赴后继争当一的时候，杀一儆百的事就子虚乌有了。人类第一个以言获罪的殉道者苏格拉底用生命证明了两条铁律:被禁言者死后的影响力远远大于生前;其后继者不计其数。

大学舍得花五毛钱(听说现在涨价了)收买个别学生当告密者，的确剌激了为半斗米折腰的学生积极性，但却助长了学生重利轻义的恶习，丧失了社会公德底线，严重伤害了师生感情，斯文扫地摧毁了师道尊严，万恶的摄像头加告密行为制度化，使教师人人自危、诚惶诚恐，贻害无穷，教师首次变成了高危职业。话又说回来，一两个告密者不过让唐云老师降低两级工资和一半绩效收入，却提升了他的风险意识和精神境界，他以极小的代价换来了数百张学生深情慰问的明信片，而且唐云创作的重庆师范大学校歌不胫而走，迅速成为网红，他的书法作品因知名度雀跃而卖价飙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唯一受损的是学生们再也不能聆听他精彩纷呈的当代文学课了。热爱老师的学生和告密的学生都是受害者，所以我奉劝自己的学生们不要一味谴责和孤立告密者，还要以同情关爱使其悔过自新，不要把他们推下自毁的深渊。有没有想过，为何专拿大学教授开刀而对中小学教师网开一面?而且越有思想越有文化影响的教授遭迫害的可能性越大?如果教授们确有不当言论(姑且不论什么叫不当)，何不雇佣枪手对他口诛笔伐?或者开展平等对话的”百家争呜”?他们深知，重量级选手跟轻量级选手较量的信息落差太大。况且，灵性良知教授跟那些天天吃“脑白金”依然冥顽不灵的五毛辩论，真可惜了宝贵的时间。

对那些无关痛痒的小事，我信奉“沉默是金”;但面对思想逼迫，我信奉“沉默是狗屁”。

本文以托尔斯泰1908年撰文《我不能沉默》的结尾作为结束语: “从高级到低级的参加伤害的人们，你们都想想你们是谁，停止你们所做的事吧。停止吧，- -不是为自己，不是为个人，不是为人们，不是为了人们不再责备你们，而是为自己的灵魂，为不管你们怎样摧残都活在你们心中的上帝，我不能沉默!”

北京当局要求加强各类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之后，中国最著名的两所大学——清华、北大率先有了响应。有消息说，中国知名的法学家、清华大学法学教授许章润昨天（3月26日）已经被学校撤销了一切职务。北大前讲师柴晓明3月21日被指定监视居住了，南京市国安指控他“涉嫌颠覆国家政权”。

这是两个不同流派、不同色彩的人。今年57岁的许章润是著名的“公知”，曾兼任天则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2005年被评为“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是知名的“自由学者”。而柴晓明2014年从英国留学回国后，受聘北大，讲授英语和国际贸易专业。他同时在毛左网站“红色参考”兼职，是典型的“毛左”。

他们都被整肃，凸显出当局的用意。外界几乎持有相同观点，中共正在收紧言论空间，在学术界制造寒蝉效应。无论“右派”还是“左派”知识分子，只能在中共体制内“跳舞”。

许章润呼吁北京“告别专政”

据清华大学内部消息，校方已经停止了许章润的科研活动，他不能上课，也不能招生。但据清华学生介绍，许章润是“很称职”的好老师，没有人说他不好，他的课人气很高。

近两年，许章润发表了多篇文章和公开演讲，分析中国历史和现状，在知识分子中引起很大反响。去年7月，他发表了《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一文，批评中国向“文革”倒退，呼吁恢复国家主席任期制，。要求对“个人崇拜”踩刹车，实施官员财产阳光法案，同时平反“六四”。

今年1月他在香港媒体发表了《中国不是一个红色帝国》，批评中国不该走“红色帝国”之路。文章表示，与其说当下中国是一个红色帝国，倒不如说是一个超大规模的“极权国家”。因为它“不思政改”，“拒绝以优良政体为现代中国升级换代”，惹得“四邻八乡”猜忌。他呼吁中共“在和平落幕中华丽转身”，“告别专政”。

这些文章引起了社会共鸣，也引起了当局的恐惧。许章润此前曾告诉纽约时报，清华已经成立了调查组，重点调查他在去年7月以后写的文章，清华官员曾对他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询问。许章润表示“早有心理准备，大不了坐牢”。

目前许章润的名字已经成了微博禁词，发送这三个字，会收到“违反微博社区公约规定”的提示。

学者声援文章被删除

许章润被停职调查的消息传出后，很多人士都表达了不满。他的好友、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郭于华更是“不能接受”在清华发生这样的事情，她由此产生了对国家前途的担忧。她想约见清华校领导，询问对许章润的具体调查原因和法律依据。但两天过去了，仍没有收到回复。

于是郭于华在媒体上发了一篇文章《哪有学者不表达？》，她向清华发问，“你们要在清华开怎样的先河？”这篇声援许章润的文章被广泛传播。不过昨天下午开始，这篇文章在中国大陆已经打不开了。

郭于华不认为写这篇文章是勇敢，而是出于“恐惧”，她担心这会形成一种氛围。“这样沉默的空间，大家都不表达，都是顺从，那真的国将不国了。”

清华高层“自毁长城”

许章润的同乡、著名作家章诒和认为，问清华也没用。“是中共端了许章润的饭碗”，清华与中共“沆瀣一气”。文章指出，“当代国人讲真话的代价，就是被中共砸掉饭碗”，她认为清华的“厚德载物”已经不存在了。

中国知名宪法学家、北大法学院教授张千帆也认为，清华大学的处理“回旋余地比较小”。他向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上面定个调子，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他指出，下面执行的时候很可能会过火，因为怕执行力度不够，自己要担责任，所以这种心理往往会出问题。

张千帆公开表示，许章润被调查是典型的“因言获罪”，归根到底是受“不可救药的官本位体制”影响。“清华的校长书记们为了自己的乌纱帽，拿自己学校的良心学者开刀”，这是“自毁长城”。

“当局越来越愚蠢”

许章润的朋友、旅居美国的李伟东表示，中共正在收紧言论空间，许章润是在被“算总账”。他认为许章润被噤声，不仅是中国学术界的损失，也是习近平的损失，他的身边只剩下一些“溜须拍马的”，北京听不到任何“真的声音”了。

这种处境并非许章润独有，柴晓明在他之前被“监视居住”了。柴晓明在毛左网站曾发表欧洲国家政治经济方面的研究文章，同时关注人权等问题，这也是犯了中共的忌讳。

中国宪政学者陈永苗对自由亚洲表示，无论“右派”还是“左派”，知识分子只能在中共体制内“跳舞”。一旦跳出当局设定的框框，引发民间呼声，就会受到打压。

前中国青年报编辑李大同认为，这是“当局越来越愚蠢”的表现。当局以为打压可以使这个人影响消失，却成倍扩大了他们的影响。

最近中共越发收紧学校的言论，不仅惩罚、开除那些坚持发表自由学术论点的国内老师，还控制海外老师的言论。中国在线教育公司VIPKid已有两名外教，因与学生讨论台湾及天安门事件，被终止合同。

据《华尔街日报》报导，一位住在泰国的26岁美国籍英语教师威尔‧罗杰斯（Will Rodgers）被VIPKid终止合同，因为他曾在教学中，告诉一名12岁的中国学生，中共政权在天安门广场血腥镇压中，杀害及监禁了许多中国人。还向另一名15岁的中国学生展示了1989年和平抗议活动的照片和录像片段。

报导称，一名知情人士表示，今年早些时候，另一名美籍老师告诉学生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随后他的合同也被终止了。

另一名知情人士透露说，VIPKid公司会利用人工智能，监控教师在课堂上是否提到“政治敏感内容”。一位老师曾告诉一名学生西藏是一个国家，随后他接到了VIPKid打来的一个电话，被告知要对学生们说西藏是中国的一个自治区、历史上发生过分裂活动。

据报导，从去年秋天开始，数百名教师开始收到VIPKid的邮件或电话，称他们的地图与中共的教育标准不符，那些拒绝遵守地图标准的教师，可能会被终止合同。该公司的行动已经令一些教师感到不满。

2013年成立的VIPKid，总部位于北京，是中国知名的在线教育创业公司之一。根据网站资料，VIPKid在美国和加拿大雇用了6万多名英语教师，教授超过50万年龄在4到15岁之间的学生，这些学生多数居住在中国大陆。

VIPKid积极在海外筹募经费，《华尔街日报》称其已筹集到5亿美元资金，有些投资人来自美国，该公司资产估计约60亿美元。

中共干涉教学自由 教材是洗脑工具

前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游兆和表示：“中共干涉教学自由。而且它对这个教师教学的监控，已经波及到、扩大到这个外籍教师。说明中共它是非常缺乏自信的。”

旅美原大陆史学教授刘因全认为，中国的教材就是一党专制的工具，特别是历史。“历史上凡是对共产党不利的，他们都会编造。有一些被掩盖住了，有一些被窜改了。他们完全用共产党的那一套给学生洗脑。”

上海企业家胡力任表示，西方人可以在中国大陆赚钱，但是绝对不能触碰政治话题。“西方人谈论政治话题已经成为习惯，他们可能根本不是故意去和学生交流，只是一种习惯而已。也许有学生主动提出一些关于政治的话题，希望外教能说出自己的观点。”

他对大纪元记者说：“现在中国整个社会的言论管控可以说是全面覆盖，所以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真的要小心，不管你来自哪个国家，触碰底线一定⋯⋯”

他建议，以后外国人要去中国，都要进行相关“培训”。

纽约“全美学者协会”研究项目主任雷切尔.皮特森（Rachelle Peterson）对自由亚洲表示，对于这种钳制学术自由的公司，美国投资者不应该对其投资，美国老师为其工作前，也应该三思。

敢言教师被打压 培养孩子说假话

对国内学校老师在课堂上的言论，中共的控制从来就没有松懈过。近日，清华大学教授、法学家许章润因为批评中共领导人的政策被撤职停课。

在此之前，贵州师范大学的杨绍政教授，因为在课堂上发出与当局不同的声音，被举报后遭学校开除，并剥夺教授资格。现居美国的夏业良教授也因发表不符合规定的言论被北京大学开除。

3月18日，习近平亲自主持了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要求教育工作者们在讲授思想政治理论课时要“传导主流意识形态，直面各种错误观点和思潮”，并要求思想教育从娃娃抓起。

杨绍政教授对大纪元记者表示，中共很重视对青年学生的思想控制，要培养他们成为说假话的“接班人”。

他举例说，68年打倒刘少奇时，一千多万党员，没有一个公开站出来质疑，后来平反时又说以前的证据都是假的；62年打倒习仲勋，说他因为小说反党，中共也没有一个人公开站出来，说这违反宪法的言论自由，没有人出来维护宪法的权利和尊严；76年打倒邓小平，也是没有一个中共党员公开质疑，不到一年邓小平又被平反了。

他说：“我的意思是，做为一个普通人最基本的诚信都没有，他们还有什么资格去教育年轻人？很荒唐的。”

从2014年起，中共就开始筹备建立“社会信用体系”，并制定了2014～2020年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该体系目前正在试点城市进行测试，并计划2020年在全国范围内实施。

这个表面上是为了给中国社会带来更多诚信的社会信用体系（SCS）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系统，为什么还未正式实施就遭到了各方的质疑和批评？

美国副总统彭斯（Mike Pence）在去年10月对华政策演讲时，批评这个系统是“奥威尔式体制”。他表示，“中国防火长城”越建越高，严重限制中国人民的信息自由流通。到2020年，中国（中共）统治者的目标是实施一个奥威尔式体制（Orwellian system），旨在控制人民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即所谓的“社会信用分数”。

最近，位于澳大利亚悉尼的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Low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在其网站发表了一篇由古丽扎‧海斯亚库珀格路（Gulizar Haciyakupoglu）博士和吴尚苏（Wu Shang-Su）博士共同撰写的文章，对中共的社会信用体系进行了学术探讨。

文章指出，问题是这个中共社会信用体系将如何改变中国社会，尤其是如何解决它同时可能带来的全新形式的不平等？

用“信用”划分人群 实施控制手段

社会信用体系是由中共引入的一个以奖惩为动力的社会管理体系。信用评分高的人可以获得额外津贴，并可以优先享受某些服务。信用评分低的人可能会失去获得一系列服务的机会，包括出国旅游和优质教育。

目前，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在省市级政府的监督下在试点城市运营，并由商业企业来管理。

德国乌兹堡大学教授安晓波（Bjorn Alpermann）认为，从目前的试点来看，中共的这个社会信用体系远超过财务讯息范围，违反交通规则、违反公共道德、儿女未定期探望父母，甚至批评政府的记录都可能放入评估系统。

根据中共国家发改委的资讯，光在2017年，就有615万人被列入黑名单，根据中共官媒《环球时报》资料，截至2018年4月底，有1,054.2万人次失去信用，被限制购买飞机票1,114.1 万人次，并阻止了425万人次购买火车票。

美联社报导，在这个“社会信用系统”下，人们可能会被禁止旅行、从事商业活动，限制受教育机会等。上黑名单的公司可能会失去政府合同或无法获得银行贷款。“社会信用系统”是中共利用数据计算、人工智能和其它技术来追踪和控制中国公众的一个方面。

滋生黑市 催生社会不公平

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城市居民更有可能获得社会信用体系提供的奖励并获得收益。学者们认为，高收入和频繁消费的人可能获得更高的信用评分。

此外，社会信用市场不能安全地避免被操纵。可以增加社会信用体系得分的黑市服务已经被发现。虽然当局可能不需要太长时间来辨认这些服务，但操纵分数的新方法将不可避免地涌现。那些有足够收入的人可能会利用这些黑市服务。同时，社会信用系统可能奖励现有的财务优势，然后这些奖励反过来再进入黑市。

到了社会信用体系的第二代用户，这样的分化可能会加深，因为低分者的孩子必须克服父母得分的负担，才能增加他们在信用系统中的分数。

社会人群重新分类 矛盾加深
中国的儒家思想和数千年的帝王统治在共产党到来之前塑造了中国社会的结构。例如，儒家将职业分为四大类，即“四民分业”：士、农、工、商。中共后来发动了各种运动来破坏这种社会分工的传统文化。

但是，中共继续以其它方式将社会人群进行分类，比如“黑五类”。邓小平所谓的经济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出现了更多的分类，比如党员与非党员、官员与民众，户籍主义也在中国社会被保留。

不管怎样，北京将面临障碍。社会信用体系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可能会导致各级政府官员之间发生冲突。明显不公平的状况可能会让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受到考验，而腐败始终是一个问题。

信用体系挑战信用 不透明引不满

社会信用体系会带来怎样的透明度，及其对中共最高级别政府官员行为的监督如何进行，这些依然存在疑问。

同时，公众参与和政治高层的利益可能被证明是不相容的。标准的差异可能最终导致民众对系统感到不安。此外，社会信用体系可以成为中共不同派别之间政治权力斗争的重要工具。社会信用体系可能给予一些当权者足够的情报来对付他们的对手。社会信用体系还可能暴露官员言行不一，说一套，做一套。如果暴露的错误行为没有得到公正的惩罚，腐败继续存在，民众对官员和社会信用体系的信任会减少。

从长远来看，评分系统的不透明也可能引起不信任和不满。塞韦林‧恩格尔曼（Severin Engelmann）及其同事和吉尼亚‧考斯特卡（Genia Kostka）的研究都涉及评分系统的问题。考斯特卡的抽样调查研究表明，缺乏透明度、黑市活动提高信用分数的断言，这些可能会挑战社会信任系统的合法性，并引起公众的不满。

全中国范围内实施社会信用体系是一项巨大的工程，这可以说是建立在空前的监视基础上的模式。随着社会信用体系在中国各地的铺开，不平等和运营冲突将有可能出现，对体系的信任、民众之间的彼此信任也都将因此受到挑战。

彭斯表示，“中国（中共）已建立起一个无可匹敌的监控国家。”

3月1日本是中美贸易战的大限——特朗普和习近平在阿根廷会谈时同意休战90天、以3月1日为谈判最后期限。如果届时未达成协议，美国则要把对中国2000亿美元商品的关税税率从10%提升到25%。

不过，离这个日子不到一周时，特朗普宣布，推迟上调关税的计划，因为双方谈判已有实质性进展，但还需要一些时间完成最终的协议。

面对这个消息，中文舆论产生分野。一部分人认为，中美此前多次试图谈判未果，而现在中国正在做出重大让步，但代价可能是中国经济进一步放缓。

另一些人认为，中美将解决贸易争端，为经济发展带来更多确定性，这种乐观情绪反应在中国股市上，带来一轮暴涨。甚至有专家称，美国的诉求帮助中国推动停滞不前的改革，在长期将会使中国受益。

美国诉求 VS 中国改革

特朗普在推特上表示，美国已于中国在重要的结构性问题上取得实质性进展，包括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转移、农业、服务业、汇率及其他许多问题。

如何看待特朗普特意点出的“结构性问题”？这与中美间此前的协议有何不同？

凯源资本董事总经理陆修泉（Brock Silvers）分析，中国起初希望花钱来使美国人放弃自己的要求。长期以来，这一策略一直挺成功，因为北京方面很乐意通过购买更多的农产品和能源产品来减少甚至消除目前与美国的贸易顺差，但特朗普政府坚持要求中国的经济模式甚至发展模式发生结构性变化。出于对更大经济损失的担心，中国的抵抗力度很小。

“此前，中国提出幅度相对较小的市场开放措施，美国认为力度不够。于是在本轮谈判中，中国终于开始讨论更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

其实，特朗普所说的“结构性”，对很多中国人而言并不陌生，中国从2015年底就提出对经济进行结构性改革，但相比于疾风骤雨的反腐运动，经济领域的改革步伐出现了停滞。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欧纬伦（William Overholt）表示，如果用企业来类比中国，一个企业家白手起家，善于营销，企业迅速发展，快速崛起，然而当企业做大，希望能够上市，那么他必须使自己的公司组织方式转型，比如配备专业会计，专业人力资源管理，以及董事会等等，如果组织架构转型成功，那么此前取得的成功将继续，否则，它就会停滞或者失败。

欧纬伦在他的书中表示，这种转变的必要性和急迫性，中国也意识到了，并制定出详尽的改革计划，但实施起来会使各个既得利益集团受损，比如金融、军队、能源等等利益集团，甚至牵涉到政府，因此改革变得艰难。　

一颗苦药

在不少专家看来，中国停滞的经济改革恰恰可能被美国带来的外力打破。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副教授金刻羽将贸易战称为一个给中国的“战略性礼物”。在接受香港《南华早报》采访时，她解释，美国要求中国做的事情，包括更好的知识产权保护、更公平的贸易，这些对于中国而言在长期来看都是好事，有时当改革难以推进时，需要外部挑战来加速这一过程。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时，就出现这一情况，当时很多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一直被推迟，但因为要满足WTO的要求而突然顺利推行。

然而对中国而言，这可能是一颗苦涩的良药。

陆修泉（Brock Silvers）也同意金刻羽的看法。他向BBC中文表示，从长远来看，美国所要求的结构性改革几乎肯定会在更大维度上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利益，并且会打破中国经济模式中显而易见的僵化部分。

不过他也提醒，“但这些好处不是免费的。从短期来看，中国要承受一些痛苦，经历一段时间的创造性破坏，会打破既有利益格局。而对于优先考虑稳定性的中国政府来说，这显得没有吸引力。而这种根本性的经济规划决策，需要采取更宽广的视角，包括考虑那些非经济的因素。”

周二，中国第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开幕，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做政府工作报告。报告公布2019年经济增长目标为6%-6.5%，相比上一年的“6.5%左右”进一步降低。

李克强公布了多项经济刺激措施，包括减税、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更宽松的经济政策等。

经济增长目标降低反映出北京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看法。专家认为，提振经济的措施将有所帮助，但实际效果可能不如预期。

专家表示，中国经济的症结在于金融系统不完善导致的资源错配，资金流向低效部门。

经济放缓无法忽视

李克强在报告中承认过去一年的困难。“特别是中美经贸摩擦给一些企业生产经营、市场预期带来不利影响。我们面对的是经济转型阵痛凸显的严峻挑战。新老矛盾交织，周期性、结构性问题叠加，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

这与往年“稳中向好”、“稳中求进”等表述明显不同。

李克强在报告中将2019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目标设定为6%－6.5%。相比于2018年“6.5%左右”的目标进一步降低。

“降低年度经济增长目标，揭示出北京对目前经济形势的看法。经济的减缓无法被忽视或者掩饰。”凯源资本董事总经理陆修泉（Brock Silvers）向BBC中文介绍，官方公布的结果总是能够达到年初设定的目标，因此可以看到，北京承认今年的经济增长将比去年更缓慢。当然，很多分析人士对官方的增长数据深表怀疑，但无论如何，今年的GDP增速不大可能会提高。

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助理教授胡荣向BBC中文表示，中国经济接下来可能会面临更加艰难的挑战，调整GDP增长预期表示政府意识到了问题的严峻性，也表示他们需要时间来逐渐做调整，在调整期间，近期的GDP会受到负面影响。但是增长目标仍预计在6%以上，表明政府决心保持经济增长稳定，并且有能力采取各种货币和税收政策来实现可持续增长和就业的目标。

“今年经济增长下限是6%，而底限思维的核心就是防风险。”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研究院研究员马晓河称。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张明预计，今年中国经济增速可能在6.3%左右，季度经济增速将呈现出前低后高的U型特征。

“如果这一轮措施没有起到预期效果，下一步动作应该是降息。”陆修泉说。

多项工具刺激经济

经济放缓大背景下，外界批评中国政府在2018年提振经济的措施不积极。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提到多项将在2019年实施的经济刺激政策。

比较超出市场预期的是减税的政策和力度。根据政府工作报告，今年的减税降负目标2万亿元，较去年的减税降负约1.3万亿大增。同时大幅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率，普惠性减税和结构性减税并举，重点降低制造业和小微企业税收负担。

财政政策也更加积极，今年赤字率拟按2.8%安排，比去年预算高0.2个百分点。今年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小微企业贷款要增长30%以上。加快实施一批重点项目，完成铁路投资8000亿元、公路水运投资1.8万亿元等。

胡荣分析，这一政策与与10年前的4万亿刺激计划非常相似，但过去的刺激计划主要向大型国有企业注入资金，这次中国政府更加谨慎，着重增加小微企业的贷款。

陆修泉表示，北京正在使用几乎所有可用的政策工具来对抗持续的经济放缓，对于他们的快速行动值得表扬。但是即便这些措施有所帮助，他们的真正效果可能会令人失望。中国的工业部门表现疲软，疲软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产能过剩，这是无法通过降低增值税来解决的。同样，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所带来的边际效用也在减弱。大量投资带来可以雇佣更多工人，刺激原材料的需求，但中国缺铁路和公路吗？北京惯常采用的老办法可能证明不如过去有效。

“不过增加银行的流动性措施应该是有帮助的，比如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或增加中小企业贷款。但是，中国主导的信贷分配制度效率极低。”

在不少专家看来，中国经济亟需解决的是金融系统不完善导致的资源错配。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副教授金刻羽在不久前的达沃斯论坛上表示，外界过度沉溺于关注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和高负债，这些只是症状，而非真正的问题所在，问题在于金融系统如何使资金流到经济体中生产力更高的部分。过去十年，中国的生产效率非常之低。因为2009年之后的金融刺激措施，导致资源的错配，使其流向了低效率的领域。

金刻羽认为，根本上，问题在于要打通了储蓄和投资之间的管道，让资本流向合理的领域，释放私营部门和科技领域的迟来的潜力和推动力。

“我们总是可以说经济在长期是向好的，但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这种预期是不会实现的。”

“世界正义工程”2月 28日公布全球法治指数排名公布，中国再次下滑2位，全球排行82位。图为中国维权律师王全璋（左）遭抓捕前，与妻子李文足和两岁儿子合影。

美国一个非政府组织周四（2月28日）公布2018至2019年度法治指数报告。中国的排名下跌2位，全球排行82位。有评论认为，中国在“秩序安全”领域排行较高是假象，这并不表示国内的法治有改善。

这份报告由美国非政府组织“世界正义工程”（World Justice Project）公布。中国的法治指数在全球排名第82位，下跌了2位。在8个细项当中，中国在“基本权利”和“政府权力制约”这两项表现最差，分别排在121和119位，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中只分别高于柬埔寨和缅甸。相反在“秩序与安全”领域，中国得以排在全球第30位。

上海维权人士马小姐表示，中国在“秩序安全“方面比较理想只是假象。

马小姐：“我们按照中国法律规定。我们权力受到侵害。我们去告状了。结果我们可以被政府任意截访。他们可以聘用黑社会的人对我们进行抓捕，我们根本没有地方告。比如我们的房子被强拆，我们没有任何说理的地方，因为政府的权利大无边。”

中国的法治情况进一步恶化

“世界正义工程”的报告指中国在“政府权力制约”上显著恶化。律师戴佩清对中国的法治能够排在100位之内感到意外。她认为，自从709大抓捕后，中国的法治情况进一步恶化。

戴佩清：“之所以再也没有709是因为，它现在在你萌芽状态就把你消灭掉了。从此之后，律师稍为冒出一点点头，甚至想说两句话，出来透口气，它就把你嘴巴捂住。要不就把你的执照吊销了，你都不是律师了，还发什么声呢？”

中国在“法规执行”方面表现也不尽如人意，排在78位。

戴佩清：“法律法规执行完全是由他们自由解释，什么时候对他们有用，他们就怎么解释，他们根据形势变迁随意解释。人家说，“什么法最大？领导的看法最大。”领导的看法是大于宪法，大于任何法律。”

“世界正义工程”向全球126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2万个家庭和3，800名专家进行调查。排名头三位的国家分别是丹麦，挪威，和芬兰。香港则排行16，在15个亚太区国家和地区中排第5。与中国大陆一样，香港在“基本权利”和“政府权力制约”方面表现相对逊色，两项都排在30多位。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陕西千亿矿权案卷宗丢失调查结果出来后，中共央视前主持人崔永元在网络“失踪”多日。近日，有关他的多条新消息被删，引关注。

3月1日上午，中国传媒大学官网发布消息称，该校中共党委书记陈文申28日下午到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调研指导工作。崔永元作为该中心创始人参与汇报工作。不过，该文未配任何图片。

同一天，崔永元更新微博发帖称，“开学了！这学期我有两门课，还要筹建一个学院……。”帖文还附上了上述中国传媒大学发的新闻稿的网址连接。

但两个多小时后，崔永元帖文显示被删除，随后中国传媒大学官网也删除了新闻稿。这两条消息的发布与删除时间几乎同步，再次引发大批网民的注意。

不过，也有网民质疑最新微博并非崔永元所发。因为崔永元过去两年所发的微博均来源于苹果客户端。但这条微博没有显示。

因卷入政治敏感案件的崔永元，在网上“消失”了近一周。之后，有关崔永元的传闻很多：有说他在家养病，也有说联系不上，还有说他已被拘留，或说他在协助调查，但没失去人身自由。甚至还传出崔永元在天津自杀未遂的消息。

去年底，崔永元披露陕西千亿矿权案卷宗在最高法院丢失；该案当事法官王林清先后多次发布视频，揭露周强直接干预此案，并实名举报周强。

王林清的举报信说，周强指示院、庭领导销毁他们干预案件的痕迹，公然盗走正在审理中的案件卷宗，并伪造了全套案卷，炮制出中国司法版的“水门事件”。

2月22日，中共中央政法委牵头的调查组公布了陕西榆林千亿矿权案卷宗丢失的调查结果，结果称卷宗丢失是王林清监守自盗；并称由崔永元帮王林清录制的视频涉嫌外泄“国家秘密”。此结果引起外界的炮轰。

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尉健行的撰稿人王友群的文章表示，2018年12月26日，周强的问题被曝光，绝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王林清和崔永元通过网上发声，把中共司法腐败漆黑的天捅了一个大窟窿。目前，周强暂时躲过一劫。但是，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

时政评论员夏小强认为，这个颠倒黑白的调查结果，再次彻底摧毁了中共政府的公信力。王林清在被调查并失踪50多天后，突然在央视公开“认罪”，这样的剧情反转令人意外；同时，也透出了中共高层最真实现状。